同期卫星照片显示那片工地只打了一层地基。

一封顶一地基，差了至少三层楼。这笔进度款是两千万，批了。

签字的是石红杏。”

沈砚翻到那几页会议纪要。纸张是普通的A4复印纸，上面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一份是吕州化工项目调度会的记录，日期是化工项目停工前两个月。

会上傅长明说了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资金周转暂时困难，先从其他渠道调剂一下，等京州那边的款项到位了就补回来。”

另一份是棚改项目进度汇报会的记录，有人问棚改资金为什么还没到，回答是“中福那边正在走流程”。

“会议纪要不是原件，是我从一个当时参会的朋友那里拿到的扫描件。”

秦小冲说，“原件在吕州化工项目的档案室里，化工项目停工之后档案室被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沈砚把材料逐页翻完，放在桌上。这些材料单独拿出来，每一条都只能算线索，不能算证据。

混凝土采购单的差额可以用运输损耗解释，进度款申请单的夸大规模可以用“统计口径不同”解释，会议纪要里的几句话可以辩称是“口头表示不作数”。

但如果把这些碎片和排查组已经掌握的资金数据放在一起，拼出来的图案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材料你收集了多久？”

秦小冲想了想。

“票据和会议纪要是出狱之后收集的。

之前的材料，入狱前收集的那批，被收走了，到现在拿不回来。

我当时被搜走的东西包括一整套吕州化工项目的工程款明细、几份内部合同的复印件，还有一份录音，傅长明在电话里跟人讨论资金腾挪的事，我录下来了。”

沈砚转头看了一眼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对方立刻记下了这一条。

“你入狱前查的是吕州化工项目，出狱后怎么转到棚改上了？”

“在里面想通的。”

秦小冲推了推眼镜，“化工项目的工程款明细我当时已经摸得差不多了，有一笔钱从化工项目转到了一个账户，那个账户后来又转了一笔钱到京州。

金额对不上，化工项目转出去的钱多，京州收到的钱少，中间差了一大截。

我当时以为是傅长明自己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