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宴看着姚崇，目光里带着几分探究。他听出来了，姚崇已经不止是在“评价”这个提议，而是在从更深的战略层面思考这套制度的长期影响。这个老臣，对门阀与皇权之间那场无形的角力比任何人都看得透彻。

“姚卿，若是朕让你来主持这套制度的拟定，你愿意吗？”

姚崇站起身来，躬身一礼：“臣领旨。”

沈清宴看着他微微弓下的脊背，又补充了一句：“这份制度不急着推出。你先把框架理出来，朕要看过之后再决定何时颁行。眼下朝堂上刚刚经历蝗灾和皇子教育两场交锋，那些门阀正在寻找下一个发力点，朕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集中攻击的目标。等时机成熟了再亮相。”

姚崇应了，又坐了一会儿，把蝗灾善后的一些具体数据向沈清宴做了汇报——受灾各州的补种面积、赈济粮米发放总额、流民安置户数、灭蝗翻土的田亩总数。汇报完毕之后他便起身告退了。

姚崇走后，沈清宴坐在案前把蝗灾以来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这张棋盘上落下了好几颗棋子。灭蝗令是落下的第一颗，二十名差遣官是第二颗，皇子教育新例是第三颗，而即将制定的灾年直辖制度将是第四颗。每一颗棋子都落在门阀势力覆盖最密集的区域——地方治理权、文化教育权、灾时应急指挥权。每一颗棋子都在一点点地把门阀手中那些看似不可撼动的权力从根部松动开来。

十一月下旬，沈清宴又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奏章。这份奏章和卢照邻那次完全不同——它不是来自五姓七望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来自一个他在蝗灾期间派出去的那二十名年轻官员中的一人。奏章写得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引经据典，只是把他自己在齐州参与灭蝗和赈济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看到的漏洞、想到的改进方法一条一条列了出来。总共十二条，每一条都写得不长，但每一条都落在实处。

沈清宴看完这份奏章之后在案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提笔批了一行字：“所奏十二事，件件切中时弊。着将该员调回长安，另行委任。”他把批示交给高力士发往吏部，心里那种“挖到了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