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那沓信纸、那支蘸水笔、那盒印泥上。

钟国胜在书桌前重新坐下，拿起蘸水笔，摊开一张信纸，手不抖了，握笔的姿势也恢复了前世的习惯——稳，准，利落。

钟国胜的眼睛盯着空白的信纸，瞳孔微微收缩，像是在丈量这张纸能承载多少重量。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响了两声，然后归于寂静，远处隐约传来广播里《歌唱祖国》的旋律，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钟国胜的笔尖停在纸面上方，没有立刻落笔，他在脑子里把信的内容过了一遍又一遍。

写给谁，写什么，怎么写，从哪个角度切入，用什么样的措辞，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些东西钟国胜前世跟各种衙门打交道的时候早就练出来了。

举报信写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对方看不看、管不管。

先写哪个？

钟国胜蘸了一下墨水，笔尖在瓶口刮了一下多余的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