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一步。”丁母一边为丈夫泡茶，一边说着。

丁父推了推眼镜，满意地点点头：“这就好。我就说嘛，咱们秋红是一时糊涂，被林墨的小恩小惠迷惑了。等她回了北京，见识了真正优秀的年轻人，自然会明白我们的苦心。”

“可是……秋红在信里一直没明确说已经跟那人断了啊。”丁母担忧地说。

丁父摆摆手：“女孩子家，脸皮薄，不好意思直说。她既然答应保持距离，就是听话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趁热打铁。”

有时候，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和自负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他们不仅满足于在书信里对女儿进行“洗脑”，甚至真的开始动用自己“恢复”不久的关系网，四处活动，试图走通门路，将女儿提前结束插队，调回北京。

更昏聩的一步终于迈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是“人物”，竟以四九城的优越感、冒着单位公函的形式，用着居高临下的口吻，向黑河地区革委会发出一封“指示”函。信中，他们毫不掩饰地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强调女儿丁秋红在城市会有“更大贡献”，直白地提出希望组织“考虑实际情况”，“批准”丁秋红结束插队返城。

这封透着浓浓优越感和特殊化要求的公函，摆到了黑河地区革委会李主任的办公桌上。

李主任看完，眉头紧紧锁起，随即脸上浮现出怒意。

“岂有此理！”他将函件重重拍在桌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百年大计！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想搞特殊化？想让我们开这个口子？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