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赵刚说，“但我知道一件事——他辞职那天，从他办公桌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不是文件。”

“是什么？”

“一根录音笔。”

电话挂断了。我放下手机，阳光已经彻底亮了，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开始多起来，新的一天正在展开。

我踩下油门，捷达车汇入早高峰的车流。口袋里那张便签纸上，十九个字像十九根钉子，钉在我脑海里——

“画师的第三个人，不是女人，是方远自己。”

第三个人不是女人，不是方远自己扮演的身份，是方远拿走的那根录音笔——一个从技术科带出来的、还没来得及交给任何人的证据。一个能证明我父亲清白的证据，一个能让画师身份曝光的证据，一个周志强藏了三年的证据。

而这根录音笔，现在就在周志强身上。他烧掉了文件，丢掉了夹克，消失了。因为他要带着这根录音笔，去完成方远没做完的事。

我踩死油门，捷达车在晨光中加速，汇入车流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