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帽子摆几个角度，对方看一眼就知道是该换地方还是该撤。

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尤其猖狂，收买了大量中国密探，有的是在政府里混饭吃的落第文人，有的是眼红同僚升迁的军需副官，甚至有些小报记者一边给上海报馆写酸腐文章，一边给土肥原递情报，两头拿钱。

这些日本人的眼光极毒。他们不光搜集华北驻军的兵力数字、阵地位置、弹药储备，还专门打听各军将领的脾气、家世、子女多少、在外面有没有养姨太太、是不是抽大烟、赌场里输过多少钱。

历史上日军后来在华北搞“自治运动”，能在一年之内说动一票身居高位的老官僚出来给日本站台，靠的就是这些琐碎情报。

哪个将军贪财，就送金条；哪个省长怕事，就派流氓砸他儿子的铺子；哪个政客跟老婆不和，就安排个交际花过去吹枕边风。这套下作手段，土肥原玩得炉火纯青。

顾长柏在天津安插过几个自己的眼线，有拉黄包车的，有卖煎饼果子的，还有在租界邮局分拣信件的，他们每隔几天就往南京送一次消息。

关东军特务机关则往察哈尔和绥远渗透得更深。他们派出大量伪装成商人、探险家、考古队员的日本人，在草原和沙漠边缘长期活动。

有人拿着测风的仪器，有人赶着骆驼贩货，有人穿着喇嘛袍子住在庙里，走的时候连哪条山谷里有水、哪条小路能通马帮都记在本子上。

这些人的功夫下得极细，比中国人自己还熟悉边境上的每一条沟坎。

顾长柏在张家口见过一段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上面画的井位、渡口、牧道，比南京印的地图还要详细三分。

他当时对宋哲元说：“日本人想干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他们把你的察哈尔，摸得清清楚楚。”

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情报侦查确实做的很好，日本对华情报不是民国才出现，从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了系统性布局，晚清时期就已经建立完整网络，经过甲午、日俄战争不断迭代，到1930年代形成陆军、海军、外务省、满铁、民间浪人多线并行的庞大体系。

晚清时期，以荒尾精汉口“乐善堂”为早期核心据点，浪人、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