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朕一文钱都没有加。”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理解。但朕希望你们也替百姓想一想——朝廷有银子，才能守边、才能修路、才能保商路畅通。朝廷没有银子，谁来替你们守商路？”

殿内安静了，郑少卿的额头抵着地面，梁御史的笏板攥得指节泛白，徐郎中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像三尊被冻住的雕塑，一动不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文官队列后排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一件青色的官服，面容白净，下巴上蓄着短须。

他是山东登州人，姓孙，在户部任主事。

孙家是登州的小户人家，没有经商的背景，他之所以站出来，纯粹是因为他觉得皇帝说的那番话——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如果不补上，最终的后果可能比皇帝想象的更严重。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前三人的身后，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比前面几位年轻，带着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和急切，像是怕自己来晚了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陛下，臣亦有一言。”

“山东沿海渔村众多，渔民打鱼卖与商贾，商贾贩运至内地。”

“若商税重了，商贾减少收购，渔民的海货便烂在港口。”

“臣担忧的是——商税之重，最终会不会转嫁到最底层的人身上？”

“商人不会自己出钱，他们只会压低收价、抬高卖价。”

“陛下加税加在商贾身上，但商贾会把税摊到渔民头上、摊到织户头上、摊到茶农头上。”

“到那时候，加税的不是商贾，是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百姓。”

他顿了顿，像是憋了很久才把最后那句话说出口：“臣斗胆以为，商税之制，当以不伤小民为先。”

他说完之后，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等着皇帝的回答。

朱厚照看着孙主事，目光停了一瞬。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一点，但依然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朕方才说了，百姓日用之物，三十税一。”

“这个税率，几乎不会让商贾增加多少成本，也就不会有多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