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虽然未必能考上进士，但凭借他们的学识，考取举人并非难事。

更何况，东宋的工部早已不是南宋以前那般无足轻重——叶李、陆君尧两位名相，皆是从工部尚书之位拜相，足以见得工部的含金量与重要性。

这一政策的推行，标志着东宋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力度再一次大幅提升。

以“天书”为核心的杂学，彻底摆脱了“杂学”这一带有偏见的称谓，被正式命名为“道学”，与儒学并列为东宋的显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所谓的“道学”，并非仅仅涵盖“天书”所涉及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

后续，那些研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等诸家学说的文人，纷纷嗅到了机遇，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借着“道学”的名头重新走进世人的视野，得以入朝为官、施展抱负。

这一番操作，堪称完美的“借壳上市”。

后世一些推崇赵汶的学者，将景炎六十一年称为“科学元年”。

但这一说法在民间的认可度并不高，民众普遍认为，真正的科学元年，应当是格物书院创办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