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塞了几个铜板。胖老头点点头，转身进了里屋。

“这是我拜把子的兄弟，姓马。”老刘低声说，“你在这儿等着，他给你弄药和衣服去。”

沈砚之点点头，端起茶碗。茶是粗茶，苦涩，但解渴。他慢慢喝着，眼睛打量着四周。

天津码头比通州码头大得多，也乱得多。各色人等穿梭往来，有穿长衫的商人，有穿短打的苦力，有穿学生装的青年，也有穿和服的日本人。几艘外国轮船停靠在远处，烟囱冒着黑烟。码头上堆着小山一样的货箱，上面印着洋文。

这就是天津，北洋的门户，列强的租界，革命的死地，也是希望的生处。

茶棚里人不多，除了他和老刘，还有几个苦力在喝茶歇脚。他们赤着上身，皮肤晒得黝黑，肩上搭着汗巾，一边喝茶一边大声聊天。

“听说了吗？南边又打起来了。”

“咋没听说！江西、江苏、广东，都反了！”

“反了好！袁世凯那老小子，就不是好东西！”

“小声点！不要命了？”

“怕啥？这天津卫，他袁世凯还能一手遮天？”

“遮不了天，遮你这个小蚂蚱还不容易？”

苦力们哄笑起来，然后又压低声音，继续议论。沈砚之竖起耳朵听着，从只言片语中拼凑着南方的战况。

二次革命爆发已经快一个月了。江西李烈钧最先起兵，江苏黄兴随后响应，广东、安徽、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但北洋军实力太强，段祺瑞率大军南下，已经攻下了徐州，正在向南京推进。南方革命军节节败退，形势危急。

沈砚之的手握紧了茶碗。必须尽快，必须把情报送出去。袁世凯的兵力部署，各省督军的态度，北洋内部的矛盾……这些情报，或许能改变战局。

正想着，胖老头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包袱。他走到沈砚之面前，打量了几眼，点点头：“跟我来。”

老刘扶起沈砚之，跟着胖老头进了里屋。里屋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关公像。胖老头把包袱放在桌上：“衣服，药，还有干粮。药是西药，盘尼西林，我从租界的洋行弄来的，贵，但管用。”

沈砚之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套半旧的蓝布长衫，一顶瓜皮帽，还有一小瓶药片，几块银元，几个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