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作。他看向北洋代表，目光平静：“段参议，裁军一事，牵涉甚广，不是一两句话能定下来的。眼下最急的，是这半个月的粮饷。留守府能挪用的现银，最多撑五天。五天之后，各军吃什么？”

被称为段参议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坐回椅子上，不再说话。

房间里又陷入僵局。

这时，坐在黄兴左手边的一个老者开口了。那人约莫六十来岁，穿着古铜色的团花马褂，须发皆白，面容清癯，说话不紧不慢：“老朽在江宁经营钱庄三十年，与官银钱局也打过多年交道。眼下这个局面，与其求人，不如求己。南京城里，殷实商家不少，若能以留守府名义发行债券，向商界募集款项，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张翁此言有理，”另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接过话头，“南京商会这边，我可以去联络。只是，”他顿了顿，面露难色，“商人们最怕打仗。北边和谈若成，什么都好说；若和谈破裂，战火再起，这债券，只怕没人敢买。”

话题又绕回了和谈。

沈砚之一直沉默着，目光在房间里缓缓移动。他看见黄兴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疲惫，看见北洋代表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看见民军军官们压抑的愤懑与焦虑，看见几个文职人员埋头记录、头也不敢抬。这一刻，他忽然明白程振邦那句话的分量——枪杆子不能丢，别的都是虚的。

“沈师长，”黄兴忽然看向他，“你从山海关一路打过来，见的阵仗多，有什么想法？”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他。

沈砚之站起身，朝黄兴点了点头，又朝在座众人抱了抱拳，这才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我是个粗人，不懂财政，也不会做生意。我只知道，我的兵从关外打到南京，身上穿的还是出关时的单衣，脚上的鞋早磨破了，拿的饷钱只够买一包烟。可他们没有怨言，因为我告诉他们，这仗打完了，咱们就能过上太平日子，就能让子孙不再受欺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北洋代表的脸：“裁军也好，和谈也罢，我沈砚之服从命令。但有一条，我的兵，不能饿着肚子等。他们要是散了，不是因为我沈砚之对不起他们，是因为有人觉得他们不该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