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则是决定这些粮食多少用来吃，多少用来穿，多少用来修缮房屋，多少储存以备荒年，并且要把这个分配计划告诉全家，甚至让邻里知晓大概。」

「前者关乎生存，后者则关乎治理的秩序与信任。」

「更何况，」李逸尘的语气加重。

「税制改革，核心决策和执行在于民部、度支司及少数相关官员，再派员至州县落实即可。」

「牵涉的官员层面虽广，但深度参与决策讨论的圈子相对较小。而预算制度不同。」

他伸出三根手指：「其一，它牵涉朝廷每一个衙门。

「吏部要官员俸禄，兵部要军费军械，工部要工程款项，礼部要祭祀典礼开支————」

「从三省六部到九寺五监，无一例外。」

「每个衙门都是预算的申请者和使用者，都需要参与进来，明确自己来年要做什么事、需要多少钱、为什么需要。」

「其二，它改变的是官员行事的根本逻辑。」

「以往，多是事到临头申请拨款，或者每年惯例拨付一定钱粮，用完了再要，要不来就停。」

「预算制度要求他们提前一年甚至更早规划所有事务，精打细算，论证必要性。」

「这等于给所有官员套上了一个新的行事框架，习惯的打破必然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潜在抵触。」

「其三，它触及权力和利益的深层调整。」

「预算的审议、批准、监督过程，意味著各部花钱不再完全自主，需要经过一套程序，接受度支司乃至更多部门的审核、质询，甚至可能被削减、驳回。」

「财权向来是核心权力之一，预算制度本质上是将部分财权的决定过程公开化、程序化、分散化。其中阻力，可想而知。」

李承干的脸色变得凝重。

他明白了李逸尘的意思。

税制改革是向百姓、向地方要钱的方法变革，虽有阻力，但朝廷内部在「收钱」这个大方向上利益相对一致。

而预算制度是朝廷内部如何分钱、管钱的规则变革，直接触动每一个衙门的实际利益和行事自由，其复杂和敏感程度，远超税改。

「所以，」李逸尘总结道。

「此事决不能闭门商量，然后强行刊行。那样只会令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