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父亲以一家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站在书房里。她没去睡觉。她躲在走廊拐角，听到父亲一个人在书房里低声说了四个字——“是他干的。”她不知道“他”是谁。她问过，父亲不肯说，直到去世都没有再提这件事。现在，二十年后，这个被刻在骨头里的名字，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一行十六进制代码里，像一根生锈的针，从二十年前的夜色里穿过来，不带任何声音，却比整个审判更剧烈地穿透了她的心脏。

“为什么薛紫英送来的录音里会带着我爸公司的名字？”苏砚后背挺直，声音被压到极低极稳，但陆时衍能听出来——那种稳是控制力，不是平静。是有人把所有情绪都攥在手心里，攥到指节发白。

“只有一种可能。”陆时衍的声音也沉下去，沉到地底，沉到一个他们俩都不愿意触碰的深度，“导师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盯上你们家了——他不仅和你父亲的破产有关，而且薛紫英的录音文件，恰好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撞上了同一段历史，这件事不是巧合。你那个‘假漏洞’还能不能撑住全线反击，你自己得重新算一遍。”

苏砚没有说话。雨声重新涌进电话缝隙，像是整个世界都在等待她开口。她望着屏幕上的那行字，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看过去，像是要从那些冷冰冰的代码里辨认出父亲当年留在走廊里的最后一口呼吸。

“苏砚。”陆时衍的声音放得很低，低到像是在她耳边说，“你在吗？”

“在。”她说完这个字停顿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要挂电话了，“你明天去见他，如果发生意外——他那只老狐狸肯定准备了后手——你会不会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他是你的老师。”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窗外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声声明晰。他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走进法学院教室的那个秋天，讲台上导师意气风发地写下“法律不应是维护强者的工具”一行板书。那时候他以为这句话是他的信仰，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是别人的坟墓。

“我后悔的不是他是我老师。”陆时衍的声音平静得近乎残忍，“我后悔的是，他曾经是个好老师。”

电话挂断。

苏砚从屏幕前抬起头，望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