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家，他看到在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有一群人正在以惊人的远见和魄力，谋划着真正的未来。

“沈先生，富先生，”他放下筷子，郑重地说，“你们向我展示了令人惊叹的蓝图。但请允许我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现在的条件下，你们打算如何开始？材料、设备、经费、人才……这些都是巨大的障碍。”

沈舟和富学林对视一眼，富学林点点头，起身走到墙边，拉开一块帆布。帆布后面是一幅详细的项目进度图，时间跨度从1940年到1950年。

“我们分三步走，博士。”富学林用木棍指着图表，“第一阶段，1940-1941年，以V-2为基础，建立完整的火箭研发和生产能力。这期间要解决材料国产化、发动机制造、控制系统集成等基础问题。目标是能自主生产改进型V-2火箭，射程达到500公里，精度控制在2公里以内。”

“第二阶段，1941-1942年，研制两级试验火箭，验证多级分离、高空点火、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同时开始电子计算机和远程雷达的研制。目标是将100公斤载荷送到200公里高度。”

“第三阶段，1942-1943年，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建设发射场和测控网。目标是在1943年底前，发射大夏第一颗人造卫星。”

冯·布劳恩仔细看着进度表，每一项任务后面都标注着负责团队、所需资源、关键节点。虽然还很粗略，但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十年规划。

“你们考虑过战争的影响吗？”他问出最现实的问题，“如果日军占领这里，如果国共冲突升级，如果国际形势变化……”

“考虑过。”沈舟平静地说，“所以我们把主要研发基地放在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这里相对稳固。我们在山区建设隐蔽的实验室和工厂，重要设备和资料可以随时转移。而且，”他顿了顿，“我们相信，到1943年，战争的形势会彻底改变。”

冯·布劳恩看着眼前这两个中国人。他们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讨论着十年后发射卫星的计划。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想起第一次读到齐奥尔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