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田、半间塌屋、一头瘸腿的老黄牛，和一本被翻烂的《土壤耕作学》手抄本，在青槐村扎下了根。村里人唤他“哑砚”，不是真哑，是他极少开口。话少，但锄头不闲；声轻，但犁沟不歪。

我那时不懂，有些沉默不是空的，是把千言万语都碾碎了，混进泥土里，等春雨一浇，便长成穗子。

母亲托人打听，说沈家那三亩半地，是祖上传下的“油沙地”——沙多黏少，透气好，种豆结荚密，种麦穗粒饱，种红薯藤蔓粗得能勒死狗。可沈砚偏不种粮。

他种的是紫云英。

开春撒籽，清明返青，谷雨抽莛，立夏开花。一整片地，铺开成淡紫的雾。风过处，细浪翻涌，甜香浮动，蜜蜂嗡嗡地悬在花穗之上，像无数粒微小的金铃。

我常坐在田埂上看。他就在地里走。不骑牛，不使耙，只扛一把窄刃锄，沿着垄沟慢慢踱。锄头点地，轻得像叩门。偶尔停住，俯身掐下一小枝，凑近闻，再轻轻放回土里。

我问过母亲：“他种这花，卖钱？”

母亲正纳鞋底，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卖？花谢了就沤肥。他说，紫云英压青，养地。”

“养地？”

“嗯。让地喘口气。”她顿了顿，线在粗布里拉出细微的嘶声，“人累了要歇，地也一样。”

我怔住。

原来土地也会累。

原来有人记得。

五月末，紫云英盛极而衰，茎秆由青转褐，花穗干瘪蜷曲。沈砚开始翻地。他不用拖拉机，嫌震得地心慌；也不用旋耕机，怕搅乱土层血脉。他用的是铁锹，一锹一锹，深挖三十公分，把枯草连根翻起，再覆上新土，压实。

我提着瓦罐给他送水。

他正跪在泥里，双手扒开翻起的土块，仔细剔除缠绕的草根。汗水顺着他颈侧流下，在锁骨凹陷处聚成一小汪，又滑进衣领。我递过水罐，他接过去，仰头灌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水珠顺着下巴滴进胸前的泥印里。

他放下罐，没擦嘴，忽然说：“你爸……教过我修播种机。”

声音低，沙，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猛地抬头。

他正看着我，目光平直，没有试探，没有歉意，只有一种近乎笨拙的坦白：“八七年，县里办农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