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该说的已在无数个深夜的对话、无声的共处、共享的沉默中说尽了。

查尔斯提起行李箱，华生替他推开门，哈德森太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她很久没这么做了。

马车启动时，查尔斯从后窗回望。

三个人仍站在门前台阶上：哈德森太太挥着手，华生举手致意，福尔摩斯直立如桅杆，直到晨雾将他们的身影模糊成一片温柔的灰色。

在这样一片独属于伦敦的雾霭中，他踏上了前往牛津的列车。

车厢里只有他一人。

查尔斯将行李箱推至对面座位下，褪去大衣，在硬质绒布座椅上坐下。

蒸汽机头发出悠长的汽笛，车轮开始转动，伦敦的砖墙、烟囱、招牌缓缓向后退去，像一卷正在倒带的胶片。

他感到的第一种情绪是轻。

一种物理性的轻——胸腔里不再压着42英镑7先令6便士的债务，不再有每周必须产出的稿件字数，不再有在熟人眼中无意识维持的某种姿态。

他只是一具带着病躯、一只行李箱、几件旧衣、一叠手稿和怀中那张牛津入学许可的简单存在。

但这种轻很快显露出它的另一面。

漂浮。

在贝克街221B，他是有位置的人。

阁楼租客，病弱的投稿人，华生的病人，福尔摩斯的共犯与同谋。

那些定义或许狭窄，但它们是坐标，将他锚定在世界的某个经纬度上。而现在，坐标被抹去。

他只是一列开往陌生城市的火车上，一个无人认识，也无处归属的乘客。

查尔斯从内袋取出笔记本和铅笔。

窗外的景色已从伦敦郊区的密集屋舍，过渡到开阔的田野。四月的英格兰乡村是一片由嫩绿、鹅黄和淡棕拼接的绒毯，偶尔有羊群如移动的云朵点缀其上。

诗句开始自行涌出。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铅笔停住了。他盯着那些句子，像盯着别人的指纹。

这不是他的诗。这是叶芝的。

《茵纳斯弗利岛》。

叶芝此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在都柏林念书，或许刚刚开始写诗，但肯定还未写出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