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阵营，你又有什么备用方案？

你有吗？你拿什么去承受这整条边界线上可能同时产生连锁反应的危险？你坐进这把椅子之前，有没有用你的脑子把这些后果从头到尾推演到底？”

赫鲁晓夫毫不畏惧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所有的历史重压抵到了再无退路的墙角之后，坦然地重新迎上了斯大林那双没有任何一丝缓和余地的目光。

他的恐惧似乎在刚才那沉默的片刻里被某种更炙烫的使命感烧透了，只留下一个坦坦荡荡的、已不再瞻前顾后的苏联老兵的肉身。

他开口回答时，嗓音比刚才更沙哑了几分，语调也更急促，像是要把积攒了多年的心底话一次性全部吐出来。

“斯大林同志，这一切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今天我在这里不是要对您不敬。

您是我永远尊敬的革命先辈，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报告而改变。

但是，根据天幕上现在无可辩驳的内容来看，在那个时候，摆在所有人面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阵营可能出现的裂隙，而是给整个全党、全国，乃至全社会主义阵营的亿万人民和数百万基层党员，一个不遮不掩、正面的、经得起事实检验的交代！

如果不把这份交代诚恳而正式地交到全世界面前，那些被积压了几十年、早已腐烂化脓的旧伤口只会以比任何外部攻击都更具毁灭性的方式，从内部把我们的各级组织掏空。”

他把已经不再颤抖的手从桌上抬起，捂在自己的心口上。

“光靠国家安全系统和秘密警察的严密镇压，确实可以把问题暂时压住，可以，这一点我绝不否认。

您可以靠它挺过一次又一次五年计划，可以让反对者的声音在地下室里被消音，可以强迫所有书记处里的笔都按照同一个口径撰写社论，但是，这能解决永远性的问题吗？”

他声量在此刻轻轻提了起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反驳，而是冷静地摊出最后的底牌。

“人民不会允许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怖和高压的范围之内，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劳动者是以主人翁的身份站立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不是以随时可能被邻居举报的恐惧熬过每一个天亮。

如果那种压抑到极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