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就是说，在我父亲当警察、娶了我妈、生下我的那些年里——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实验对象。

我翻到下一页，是一份“实验评估报告”。报告里有一段文字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还有手写的批注：

“实验对象X-17-012（沈卫国）已成功完成第三阶段行为植入。目前已在无意识状态下执行指令共计47次，成功率100%。建议启动第四阶段——‘成果继承实验’。”

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行字上。

“成果继承实验”——建议实验对象X-17-012的直系后代作为下一阶段实验对象。

直系后代。

就是——我。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纸张的边缘被我捏得皱巴巴的，但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几百只蜜蜂在里面乱撞。

“沈逸？”林峰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看。”

“没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找到了一些东西。”

我把那份文件夹合上，夹在腋下，然后继续翻找其他资料。近三年的实验记录里，大部分都是关于“行为诱导实验”和“行为预测模型”的数据，但在这堆资料中，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实验项目的“课题负责人”一栏，全都写着同一个名字。

白景。

白景教授。

我的老师。我母亲的老师。我父亲的研究生导师。那个我以为一直站在正义一边的人。

我翻开一份最新的实验计划书，日期是今年三月。计划书的封面写着：“成果继承实验——第四阶段实施草案。”

方案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

“激活实验对象S-001的深层行为模式——使其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终极指令。”

而S-001对应的实验对象信息登记表就夹在方案后面。

我翻开那张表，看到了我的照片。

照片上的我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有些拘谨的笑容。那是大学时期的我，青涩、瘦削、眼睛里还带着一种清澈的愚蠢。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

“实验对象S-001（沈逸）。脑域开发度：73.6%。共情能力指数：S级。行为可预测性评分：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