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使，承接行省政令，明知赋税已被上层盘剥，却不敢违逆上官、不敢触碰权贵利益。

于是转头向下，加倍加码、二次增派，将上层贪腐的亏空、自身奢靡的耗费、官场应酬的银两，尽数摊派到辖地百姓身上。

府衙每下一令，必虚增名目、巧立税目：

春耕有「农桑规费」，秋收有「田亩耗损」，行路有「乡里道税」，安居有「保甲杂捐」；

官府修缮、驿站补给、兵马过境、公文传递，无一不税、无一不征。

一层官，剥一层民；一级吏，刮一层膏。

最恶最毒者，乃是州县亲民官与底层吏胥。

县令、县丞、主簿、巡检，身处万民之间、直面百姓疾苦，本为朝廷牧民之官、守土之臣。

可此时天下风气糜烂，清官难存、浊吏横行。

州县小官俸禄微薄、升迁无望、仕途困顿，眼见上官夜夜笙歌、年年暴富、步步高升，心中廉耻尽消、操守尽丧。

索性破罐破摔、肆无忌惮、明火执仗、肆意盘剥。

更有衙役、皂隶、粮差、税吏一众底层胥徒，本就出身市井无赖、乡里游民，借官府之势、仗法度之威，鱼肉乡邻、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肆意妄为。

元制宽松、战后人手不足、地方管控粗放，州县胥吏大多无俸禄、无定额，全靠「公中规费、民间常例」谋生。

朝廷默许、上官纵容，于是这群基层爪牙彻底失控，将官府政令化作吃人之刀、将赋税法度化作敛财之网。

江南新附之地，受害最烈、苦楚最深。

两浙、江东、福建、湖广、江淮诸地，本是大宋富庶之乡、文教之地、民生温厚。

崖山战后归附大元，百姓本盼新朝宽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谁料一统之后，非但未得安宁，反遭层层盘剥、百般苛索、日夜压榨、无有休止。

至元十七年夏，江南某县，正值夏粮初熟、青苗将登。

县衙粮差带着一众皂隶，挎粮袋、执刑杖、携枷锁，浩浩荡荡下乡征粮。

田间老农躬身插秧、汗滴入土、终年劳苦、只求温饱。

见官差临门，慌忙躬身行礼、惶恐叩拜。

为首粮差满脸骄横、斜眼睥睨、语气刻薄嚣张，当众喝骂：

“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