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工具异常。”

然后翻到精液检测那一页，在阴性结论旁边又写了一行字——“谁做的检测？送检样本保存情况？检测流程？”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把今晚看过的材料在脑子里从头到尾重新捋了一遍。

一个案子，三份供述，两份说真话一份说假话。一份尸检报告，没有JY，但有撕裂伤。

一份辩护词，逐条驳斥检方却无人回应。一份判决书，四个字就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

还有一个在案卷里只留下一行字的矿老板儿子，和一个跑了快一年、眼睛哭干了还在跑的母亲。

这就是冷江给他的见面礼。

不是那些端着笑脸来“汇报工作”的中层干部，不是韩明、周志国电话里的“咱们刚来，多看看再说”，不是桌上那七份邀请他“指导工作”的报告。

是这个——这个被压在铁皮柜底层翻了一年的旧案卷，这个被他带回办公室、摊了一桌子的牛皮纸档案袋。

程立把桌上的材料收拢，一份一份按原来的顺序放回档案袋里。动作不快，但很稳，每一份都归到原位。

他把档案袋的封口折好，没有锁进抽屉，而是搁在桌面上，压在一摞文件的最上面。

然后他关了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窗外金竹山方向的机器声还在响，隔着夜色传来，闷闷的，一下一下，像是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敲一面鼓。

第二天一早，程立刚进办公室，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程书记吗？我是市局治安支队的孙建国。刘局让我联系您。”

电话里的声音三十出头，语速不快，带着一股不卑不亢的劲儿，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你好。你在治安支队做什么？”

“副队长。干了五年了。”

五年的副队长。治安支队的副队长，正常来说三年就该动了——要么提正职，要么外派当所长，要么进局里其他科室。

五年没动，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态度问题。程立不觉得是能力问题。

“五年的副队长？”他问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层试探。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孙建国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在确认这句话能不能说。“嗯，提拔过一次就再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