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杯在桌上来回拨动着，一下一下。

这时候,蒙克拉尔来了。

法国人的军装上沾着灰尘,但整整齐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腰板挺得笔直。

他站在弗里曼面前。

弗里曼看着他。看了很久。

"蒙克拉尔。"弗里曼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嗓子眼里磨。"我的一个营,在前面被包围。我的炮兵营,被炸得一塌糊涂。而你——"

他的手指指着蒙克拉尔。

"你带着一整个营——一个满编的、没有伤亡的、建制完整的步兵营——掉头跑了。"

蒙克拉尔没有辩解。他站在那里,腰板笔直,面无表情。

"你知道麦金利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弗里曼的声音提高了一度,"他被困在峡谷里,四面是中国人。没有炮兵,没有坦克,没有增援。他在电台里最后说的话是'弹药打光了'。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弗里曼的嘴唇在发抖。

"你本可以冲上去。你本可以从侧翼牵制一部分中国人。你本可以——"

"上校。"蒙克拉尔终于开口了。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但单词语法毫无差错。"隧道塌了。公路也断了。中间有火海。两侧的山上有人。我的营如果冲上去,在黑暗中,在那种地形上,不了解敌情,不清楚方位——我的人会被打散。到时候不是一个营被困,是两个营被困。"

他停了一下。

"我保全了我的营。在明天的战斗中,这个营还能用。"

弗里曼瞪着他。

嘴张了张。又合上了。

他知道蒙克拉尔说的话,从军事逻辑上讲,不是没有道理。但道理是一回事,战场上的情义是另一回事。一个营的弟兄在前面流血,你在后面全须全尾地走了——这笔账,不是用道理能算清的。

"我会把这件事写进战报。"弗里曼的声音冷了下来。

蒙克拉尔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敬了一个礼。转身走了。

弗里曼独自站在指挥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