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我们可以让半转化者执行简单指令（坐下、站立、移动）。但复杂指令还不稳定。”

记录41（七周前）：

“控制网络升级。用真菌菌丝建立物理连接，多个感染者可以共享神经信号，形成‘群体意识’。1号拼接体（用三个半转化者的肢体拼接）测试成功——它可以同时使用六条手臂攻击不同目标，且配合完美。但问题来了：谁在控制它？是真菌网络？还是拼接体自己的残留意识？”

记录52（八周前）：

“出事了。真菌网络产生了……自主意识。不是人类的意识，是某种原始的、集体的、像蜂群一样的智能。它开始反抗控制指令，试图把更多感染者纳入网络。我们不得不切断连接，隔离感染区域。但已经晚了——真菌孢子通过通风系统泄露了。”

最后一条记录，日期是病毒大规模爆发的前一天：

“全城封锁。我们被困在这里。外面已经乱了。我知道是我们造成的，但……已经没法挽回了。我会把最后一批样本和数据封存，希望未来有人能看到这些，明白我们做了什么，也明白……不该做什么。”

日志到此为止。

实验室里安静了几秒。

只有仪器散热风扇的微弱嗡鸣。

“所以，”铃屋打破了沉默，“这破事是一群玩火的疯子搞出来的？他们想造可控丧尸，结果造出了失控的真菌网络，然后全世界陪葬？”

“基本是这样。”绚都关掉日志窗口，“典型的科学伦理崩坏案例。为了技术突破，无视风险，最终引发灾难。很老套，但每次都有效。”

金木没有发表评论。他只是盯着屏幕，盯着那句“希望未来有人能看到这些，明白我们做了什么，也明白……不该做什么”。

讽刺的是，看到这些的人，是保护伞。

而保护伞的原则，从来不是“不该做什么”，是“如何更高效地做”。

“打开样本数据库。”绚都说。

数据库里是详细的实验记录：每个感染者的编号、感染时间、症状发展、实验处理、最终结果。还有大量的基因测序数据、病毒变种图谱、真菌基因组。

最有价值的是一个文件夹，名字是“原始毒株”。

里面保存着K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