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下棋，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常军仁认识他父亲——三十年前，老头子也在纪委干过，办过一个当时轰动全省的大案，把一个副市长送进了监狱。那件案子结束后，老头子被调到了一个闲职，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退休都没有再被重用。

“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买家峻说。

“他不会说的。”常军仁把信封推了过来，“有些事情，做父亲的是不会跟儿子说的。但儿子长大了，总会走上同样的路。”

买家峻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打开。他把它放在面前，手掌按在上面，感受着牛皮纸粗糙的质感。这个信封很轻，但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像是装着一块石头。不，不是石头——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某扇门的钥匙，门后面可能是真相，也可能是更深的深渊。

“还有一件事。”常军仁站起身，走到门口，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了，又回过头来，“韦伯仁这两天不太对劲。他请了三天病假，说是感冒，但我让人去他家里看过，没人。他老婆说他在医院打点滴，可市里几家医院都没有他的挂号记录。”

买家峻眉头一皱。

“他最后一次跟我联系是四天前。”常军仁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慌张，说他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说想找个时间跟我当面谈。我当时正在省里开会，约了第二天，结果第二天他的电话就关机了。”

“你找过他吗？”

“找了，找不到。”常军仁的手攥紧了门把手，指关节发白，“买书记，韦伯仁这个人，毛病很多——胆子小，立场不坚定，见风使舵。但他不是坏人。他顶多是个想自保的聪明人，可惜太聪明了，聪明到忘了自己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门开了，又关上。常军仁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电梯间那边。

买家峻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他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看。常军仁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每一行记录都标注了时间、地点、涉及人员，甚至连当时的天气都记了下来——这老头做事，严谨得让人心疼。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