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积累国力，实现天下一统后的稳定，文帝在某些方面，反而加深了对这一集团的依赖。”

李逸尘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

“殿下可知，史载文帝朝户口滋殖，仓廪充盈，乃至府藏皆满，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学生知晓，此乃父皇常引以为鉴之事。”李承乾答道。

“然则，”李逸尘的目光变得深邃。

“这‘富’，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民富，有多少……是建立在地方官吏为了政绩，为了迎合上意，而虚报户口、夸大垦田数目，从而使得朝廷征收的赋税，远远超出了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之上？”

李承乾浑身一震，猛地想起李逸尘之前剖析“四业分民”时提到的朝廷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扭曲。

“先生是说……文帝朝的数据，或有……虚假？过度征税，早已埋下祸根？”

“臣不敢妄断史书全为虚言。”

李逸尘谨慎道。

“但纵观历代，开国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元气，彰显治世气象，地方虚报、朝廷过度汲取，并非罕见。”

“文帝朝国力确猛然大增，然这‘富’的背后，是无数农户背负着日益沉重的租庸调。”

“这些被过度征收的财富，堆积在官仓府库之中，看似辉煌，实则如同堆积于千柴之旁。”

“只待一点火星，便可燎原。”

李承乾只觉得背后泛起一股寒意。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前隋的“开皇之治”。

原来那令人艳羡的富庶，底下竟潜藏着如此深刻的危机？

“那……炀帝呢？”他迫不及待地追问。

“炀帝杨广，聪颖博学，雄心勃勃。”

李逸尘评价道，语气中听不出褒贬。

“他看到了大隋表面繁荣下的隐患，也看到了关陇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他登基之后，急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更急于……打破这固有的权力结构，建立一个真正由皇帝乾纲独断、超越门阀士族的新秩序。”

“于是，他营建东都洛阳，固然有控制山东、江南的战略考量，又何尝不是想摆脱关陇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长安旧地？”

“他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固然有漕运军事之利，又何尝不是想借此掌控新的经济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