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突然问，“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个问题她早就想问了。从一开始的停车场对峙，到后来的信息交换，再到现在的深夜密谈——他明明可以只做一个局外人，只做一个尽职的原告律师，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越过那条线？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

久到苏砚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因为我见过太多像你父亲那样的人。”

“什么？”

“我代理过很多案子，原告也好，被告也罢，那些真正做事的人，最后往往被资本吃掉。他们不是不够聪明，不是不够努力，只是不够坏。”陆时衍的目光落在虚空里，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我不想再看见下一个。”

苏砚怔怔地看着他。

这个人，表面上冷硬锋利，像一把出鞘的刀。可此刻她才发现，那把刀的刀背上，刻着很深的痕迹——是这些年一个又一个案子里，那些被吃掉的人，留给他的。

“陆时衍。”她喊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来。

苏砚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太轻，承诺太虚，那些翻涌的情绪，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

最后她只是问：“你饿不饿？小笼包还有两个。”

陆时衍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平时的冷笑或礼貌性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从眼睛里透出来的笑意。

“好。”他说。

两个人坐在凌晨的办公室里，分着吃了那两个已经凉透的小笼包。窗外，朝阳正从城市的天际线上升起，把整片天空染成温暖的橘红色。

吃完最后一个，苏砚擦了擦手，忽然说：“周明远的事，我处理好了。”

陆时衍挑眉：“内鬼？”

“嗯。他女儿生病，被人拿钱收买了。”苏砚顿了顿，“我让他继续留在公司，配合我们钓鱼。”

“不怕他反水？”

“他不会。”苏砚看着窗外，“他眼里的光，刚才又亮了一点。”

陆时衍没有追问这句话的意思。他只是点点头，说：“需要法律支持的时候，随时找我。”

苏砚转过头看着他。

晨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身上，给那张总是冷硬的脸镀上一层柔和的轮廓。他眼底有熬夜后的血丝，却依旧专注而锐利，像是永远不知疲倦。

“陆时衍。”她又一次喊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