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亲自过问县政大事。请冯梦龙为文书师爷，孙承宗为刑名师爷，高攀龙为钱粮师爷。

第三天，就开始巡视监狱、仓库、县学、驿站、官田、码头、集市等地。又巡查城防、武库、百户所，检阅巡检司和三班衙役。

接下来，又去走访汉家村镇、苗人村寨，到九黎城去视察民情。

一连好些天忙碌县中政务，和孙承宗等几个幕僚忙的东奔西走、夙兴夜寐，半月之间就将县政打理的井井有条。

朱寅一心忙于县政，就连在彭水、武隆二县的八万亩侯爵田庄，也没有亲自去看，只派了慕容狗蛋去看自己的爵田。

朱寅也逐渐熟悉了大明州县一级的治理，很多关乎百姓疾苦、基层政治的事情，只有当了县官才能切切实实的深入了解。

朱寅很有感触，也受益匪浅。

原来基层治理不但千头万绪，而且极其复杂。因为县衙最靠近百姓，是帝国政治的执行终端，施政操作实务近乎于微操。

加上资源有限、县域官吏自主性强、士绅掌握乡村治理，同时缺乏监督制约，所以最容易荒腔走板，最容易成为中央政务的绝缘层，蜕变为相对独立的一级。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帝国的体制就僵化失灵。朝廷无论什么好的政策，到了县一级全部走样变形，或者在县一级被消解。发展到这种程度，县一级就不再是帝国行政的执行终端，而是参与资源分配的自治机构。那么中央朝廷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根基被瓦解了。

元朝以前，历朝历代都是宰相起于州郡，这个传统很好。可惜到了明朝，搞成了非翰林不入内阁，宰辅之才选自所谓的清贵翰台，结果一个没当过县官的书生，居然能入阁辅政。

翰林官员没有在基层官场干过，置身事外、高高在上的想象，最终只能想当然。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永远也感受不到基层治理的精髓。他们一旦主政，又有多大能力治国理政？

那么这种没当过州县官员的人，就算当了首辅，又如何能真正了解基层权力的政治生态？又如何能针对性的开出药方？

这就是为何明朝最后沦为顾炎武批判的“胥吏治国”，实力权力落到了胥吏幕僚的手里，大都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