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怯生生地提起：「说实话，《Pi》的结局，我有点没看懂。那些船上发现的————」

「玛丽，」她的丈夫立刻出声，语气比平时更严厉，「汉密尔顿夫人刚才不是在说新出的瓷器样式吗？你不感兴趣？」

玛丽愣住了，随即在丈夫警告的眼神中低下头：「哦————是的，瓷器。」

沙龙的女主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夫人，适时地转换了话题，说起即将到来的秋季舞会筹备。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积极参与到关于礼服和音乐的讨论中，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尴尬从未发生。

如果有人不识趣，非要讨论《Pi》的隐喻，那么他会发现，朋友们会突然集体失聪，然后找借口迅速从他身边散开；

或者在沙龙里，会有一位德高望重者严厉地斥责他谈论「如此低级、耸人听闻且毫无根据的臆测」。

人们不争论，不谈论，不猜测。他们用沉默，把那个被莱昂纳尔揭开一角的真相，牢牢挡在外面。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自我保护。

而在法国，反应也差不多。

马拉美沙龙里的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同样陷入了沉默。

他们比美国读者更早地从那座「食人岛」和「三干二颗牙齿」中感受到超现实的恐怖，而当最后的线索—

船上的牙齿、头发、污渍出现时，那种从奇幻跌入黑暗的落差，让他们感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

这不是他们熟悉的象征主义或者诗意的朦胧美，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性深渊。

当有好事者询问马拉美本人对《Pi》结局的看法时，这位象征主义大师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无可奉告。」

《费加罗报》的文学评论栏目也罕见地没有对《Pi》的结局发表任何评论，只是简单提及「《Pi》已连载完毕」。

《高卢人报》则含糊地称其为「一部引发复杂思考的航海故事」，然后迅速将篇幅转向对柬埔寨殖民新条约的赞扬。

巴黎的咖啡馆和沙龙里，人们更愿意谈论萨金特和他的《高特鲁夫人》，谈论天气，谈论即将到来的赛马季。

至于《Pi》和那个印第安少年，以及救生艇上可能发生的事，成了大家默契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