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黑去了他住的砖房。门虚掩着，油灯昏黄，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听见动静，抬头，眼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温和。

我没说话，走到他身边，从他手中抽走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细小的“1968”字样。我拉开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在锁骨下方，用笔尖轻轻点了一下。

墨点很小，蓝得幽深，像一粒坠入皮肤的星子。

“你留下，我就永远是你的人。”我说，“不用证，不用媒，不用谁点头。这墨点，就是契。”

他看着那点蓝，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忽然，他放下笔，双手捧起我的脸，拇指指腹一遍遍摩挲那点墨痕，动作轻得像对待初生的蝶翼。

然后，他吻了下来。

不是唇碰唇，是额头抵着额头，鼻尖蹭着鼻尖，呼吸交缠，温热而绵长。他的睫毛扫过我的眼皮，痒得钻心。我闭上眼，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也听见他同样急促的呼吸。

那一刻，天地失声，唯有脚下这片土地，在血脉里隐隐震颤。

我们没再提返城的事。

他真留下了。水泥厂调令下来那天，他当着厂领导的面，把调函叠好，放进灶膛。火苗“轰”地窜起，舔舐纸角，墨字蜷曲、变黑、化为灰蝶，飘向烟囱。

领导拍桌怒斥，他只平静地说：“我媳妇儿在这儿，根在这儿。”

没人知道“媳妇儿”是谁。可自那日起，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看林家那个能干但命硬的丫头——我爹早逝，娘体弱，弟妹幼小，人人都说这担子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他们开始看我，像看一株突然抽枝展叶的野蔷薇，茎秆柔韧，却已悄然攀上了最挺拔的树。

秋天，稻子黄了。

整个村子都在忙。打谷机轰鸣，谷粒如金雨倾泻，空气中弥漫着干燥、微甜的稻香。陈砚生被抽调去县里参加农技培训，要走半个月。临行前夜，他来我家帮忙打谷。

月光如练，铺满晒场。我们并排坐在谷堆旁歇息，他递给我一个烤得焦黄的玉米棒子，剥开苞叶，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

“等我回来。”他忽然说，把玉米塞进我手里，另一只手却伸进自己工装裤口袋，摸索片刻，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枚银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