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没有像西班牙时代那样被简单处决，而是被编为「劳役队」，投入到一个个新规划的拓殖点，从事最艰苦的伐木、开荒、修筑道路和房屋等劳役。

父亲称之为「为吕宋的大开发贡献其最后的余生之力」。

不过，对于父亲如此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酷烈的政策，拓殖区专员公署内部并非没有异议。

一些后来归附的、原大明时期的旧式文人和地方豪强出身的官员，便时常私下议论。

一位留著山羊胡的老移民曾在一次非正式议事时慨然陈词：「专员大人明鉴，对待土著，是否不该一味施以如此酷烈之手段？圣人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我吕宋拓殖区是否更应施以怀柔，渐以德治感化，使其渐染华风，化夷为夏，最终成为我治下驯良百姓。」

「如此一来，既能大增丁口劳力，亦可借助其熟悉地理之便，加快我拓殖区之开发进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过去的经历和长期形成的特定心态。

在西班牙人统治吕宋的漫长岁月里，寄居于此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抱持著「客居」的心理。

他们远离故土，势单力薄，面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和凶悍的土著，往往选择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只求能安稳度日。

他们辛勤地经营著小本生意，小心翼翼地开垦著小块的土地，努力积累著微薄的财富0

即便遭遇到西班牙官吏的严苛压制以及名目繁多的重税盘剥，甚至隔壁土著邻居的日常欺凌和挑衅，他们也多半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他们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的勤劳、忍耐和不断的委曲求全，总能换取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的一点点认同，换来一块可以容身的狭小空间。

然而，历史给了他们最惨痛的血腥教训。

就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间，吕宋便连续发生了两次针对华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即1603年与1639年）。

数以万计的同胞被残酷屠戮，他们辛苦积累的所有财富也被掠夺一空。

而尤其令人心寒的是，那些平日里看似还能和平共处、甚至偶尔流露出几分「温顺」的土著，在西班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