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以及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建构，比如国家、比如民族、再比如对某一党派的忠诚，这些东西都需要非常系统化的建构，方能在人们的脑海中产生强大的力量。

假如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战争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且充满荣耀没有任何可鄙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国家又怎么谈得上和平？

因此关于和平的理念同样需要建构，19世纪和平协会的这些人便是系统地论证了战争的经济代价和道德代价。比如协会系统性地计算并宣传战争的巨大成本。他们质问用于购买一艘战舰的钱，可以建多少所学校？用于一天战争的开销，可以喂饱多少饥饿的穷人？

这种论点对奉行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尤其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战争结束后，伤残的退伍老兵和破碎的家庭往往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和平协会认为，防止战争的发生，远比事后救济来得重要。

当战争的经济代价和道德代价深刻地进入了人们的脑海当中后，那么人们对于和平的信念自然会愈发巩固和强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关于和平、反战的理念，书籍、音乐、动画都有类似的功效，简单点来说就是让和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正是由于这种理念的建构和发展，以及重要的现实情况的变化，人类社会才会在二战之后呈现出了整体较为和平的局面，如果单纯只认为是原子弹的功效，那未免容易陷入比较庸俗的物质论当中。

当然，一切都是在动态中持续变化和发展的，只能说相应的有一个较为总体的倾向。

在如今这一时期，米哈伊尔肯定是已经接触了纽约乃至伦敦的和平协会的人。

毕竟无论任何事情，一味地单打独斗可不行，哪怕是在这个年代相对比较小众的呼吁和平的声音，只要想找依旧能够找到同道中人以及相应的组织，而一个组织无疑是能进发出更大的声音和能量。

而其实也不用米哈伊尔主动去接触这些人，事实上，当米哈伊尔重新回到美国后，美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和平协会的创始人威廉·拉德就直接从波士顿赶到了纽约，然后主动拜访了米哈伊尔，并向米哈伊尔介绍了他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