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局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始终保持着大局意识，能够主动向县委政府汇报情况。对于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政治觉悟，我内心里是十分认可的。于是我开口说道：“进京同志啊，您是东洪县的老大哥啊！我对您可是非常敬重的，也一直在积极地向组织推荐您。您可以先给同志们做工作，如果您做不通，那我去做；要是我也做不通，我们还可以请市委领导来做，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绝不能让东洪县在政治上闹出笑话。”

我和刘进京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交流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在处理当前这件事情时，我们可能正处于被动的局面。

下午3点钟，韩俊推开我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他身上带着明显的酒气，脚步还有些不稳，脸上挂着歉意的神情，说道：“县长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几个没控制住，多喝了两杯。”他说话时，舌头还有些打结。

我见状，主动开口问道：“你们谈的结果怎么样了？还有，刘超英怎么没一起过来呢？”我一边问，一边仔细观察着韩俊的神情。

韩俊苦笑着说：“哎呀，今天中午这酒喝得实在是太多了。跟我们一起喝酒的那几个人，长期都是搞接待工作的，个个酒量都不小，大家一碰面就都憋着一股劲想喝酒，结果超英县长喝得太多了，吃完饭直接就回家睡觉去了。”

看到刘超英在这个关键时候还能把自己灌醉，我心里想着，看来中午他们讨论得应该是非常热烈。在东洪县，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先通过喝酒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只要酒喝到位了，很多原本棘手的问题就变得好沟通了。

我将目光转向韩俊，再次问道：“怎么样？具体谈得如何？”

韩俊叹了口气，说道：“就是因为谈得不够彻底、不够顺利，所以大家才一直喝酒。这个孙主任，他也跟我说实话了，坚持一定要找田嘉明同志。从我的直观感觉来看，这个孙主任是带着明确任务来的，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给田嘉明定一个‘非法使用枪械’或者‘枪械使用不当’的罪名。然后给一个处分，只要下了处分，田嘉明短期转正无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