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产资质，这些耗材都是从黑市上收来的二手货，重新包装后卖给医院。光这一项，他们每年就能赚几千万。”

杨宇这边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带领技术团队尝试定位举报人最后出现的区域监控，却发现那片区域的五个关键摄像头，“恰好”在举报电话拨出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故障，维修记录是后补的，签字的保安三天前就提交了离职申请，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追踪举报人的网络活动痕迹，发现他常用的社交账号和邮箱在举报前一天就已被清空，所有数据都被彻底删除，连技术恢复都做不到。“对方的反侦察意识极强，肯定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在背后支撑。”杨宇在电话里向罗飞汇报。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四天一早，省内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云省经济报》突然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守护民生标杆，优化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文章没有点名，但字里行间都在暗指“个别执法部门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随意质疑优秀民营企业，可能会影响我省的营商环境，打击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文章末尾还附上了康安集团历年的纳税额和慈善捐款清单，数据刺眼。

“这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啊。”罗飞看着报纸上的文章，冷笑了一声，“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调查了，这是在逼我们收手。”

傍晚时分，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吕严、苏曼、杨宇和李健都坐在会议桌旁，脸上带着疲惫和焦虑，面前的烟灰缸和咖啡杯堆得老高。

初步调查受阻的情况已经全部汇总到罗飞这里：受害者被威胁封口，核心人物背景复杂，技术侦查陷入僵局，媒体施压接踵而至，每一条消息都像一块石头，压在众人的心上。

罗飞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 。

“压力来了，说明我们摸对了地方。”罗飞转过身，脸上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带着一丝兴奋，“对方越是想捂住盖子，就越说明盖子下面的东西见不得光。”

他走到会议桌旁，拿起吕严提交的受害者走访记录，翻到被威胁的那几页：“吕严，你接下来改变策略，一方面安排人手对重点受害者进行秘密保护